深化产教融合，赋能转型升级 施耐德电气与两大院校达成战略合作

这些突发事件的类型和性质都不完全相同,有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

抨击收容教育制度的形式合法性，恰恰回避了——或者遮蔽了——有关收容教育实施中的问题及其实质正当性的讨论。有些当事人失联后，家属找遍大街小巷和各大医院，甚至刊登寻人启示，最后才发现人在收容教育所里。

但实际上，《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强制性教育措施的规定，只是解决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有关劳动教养的问题，并不涉及收容教育。相关案例说明，不但法律对公安机关收容教育的授权是相当宽泛的，法院对公安机关裁量权力的行使也是相当宽容的。被收容教育人员改业从良难，跟这个群体的自身素质有很大关系。第二，收容教育所提供的技能培训相当有限。对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测和强制治疗也许仍有必要，但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治疗则是不必要的。

收容教育作为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管理措施，必须为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辩护。只要实质内容没有变化，收容教育就还是收容教育，就应当废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展至今，举国揪心，在朝在野，为官为学，人们都急盼更多的硬核措施出台，迅速控制疫情。

但是，根据武汉市政府发布的会议纪要，隔离对象是四类人员：（1）确诊患者（2）疑似患者（3）无法明确排除新冠嫌疑的发热患者（4）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它的好处，是把危险者集中到一起，保证隔离区外的正常社会生活中的人是安全的，不会被传染。因此，如果只进行集中隔离，不进行单独隔离，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形？ 那就意味着，治理者建起一座与社会隔离的孤岛，将所有存在患病嫌疑（无论可能性高低）、危及整体社会安全的人都关在岛上，但这些人相互之间没有防范交叉感染的切实措施。拒绝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

不要觉得这种类比毫无关联，因为，现在要对这三类人同样采取的，是就限制人身自由这一点而言，与批准逮捕近似的隔离措施。如果因为成本太高而无法单独隔离，我反对隔离。

只要不离开隔离区，不传染给更多的人就行了。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是： 疑似病人不一定就是病人，至于普通肺炎发烧者，更可能是与新冠无关，但确实无法排除其中确实存在潜在病人。在2003年SARS疫情时有隔离经历的人们，还能否回忆起自己被集中隔离但没有单独隔离的情况下，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以高校为例，当时各校学生返校时，也在校内建立了一批隔离区，返校学生进入隔离区后，安排一个宿舍里住几个人，如果其中有SARS患者，同宿舍的人，只能感叹自己中了奖，生命有命富贵在天。因为，如果不是单独隔离，就不可能防范住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和传播，在被隔离的疑似病人（以及现在扩大到一般的肺炎发烧者）群体中，既可能有潜在的新冠肺炎患者，也可能有与新冠无关者，将这样一批人集中隔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交叉感染的风险是极高的。

其他发热病人由社区继续落实居家隔离观察措施。上述三条内容，有的来自政府决策，有的来自学界建言。特别是一些有区隔空间、适宜个体之间单独隔离的场所，例如，各地的党校宿舍或一些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培训中心或招待所。因为无法明确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能。

一、隔离场所：能否先征用酒店、写字楼等私产建筑？ 武汉市政府的会议决策是征用酒店、招待所、闲置厂房等，学者的建议是征用写字楼、宾馆、教育培训基地、疗养院等。但是，从正当性来看，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法律明确规定了适用对象的情况下，突破法律规定，扩大被强制限制自由的群体的范围，这里存在很大的疑问。

请注意第二项，白纸黑字很清楚，对疑似病人，确诊前要单独隔离。这里的要害在于，单独隔离的成本太高了，即使不进行单独隔离，只要隔离区里面的人不跑出来，外面的人是安全的，就可以了。

从情感上来看，我个人觉得都很得力。通常不涉及到生命法益的时候，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利益，在行政措施的比例原则考量时，是可以胜出的。例如，在个人或民企资产中，相比于一些工厂的生产车间而言，写字楼、酒店等商业建筑，建议放在征用序列的后面。（点题查看）文章建议， 国家以及武汉市相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保证征用补偿的基础上，紧急征用写字楼、宾馆、教育培训基地、疗养院等所有适宜进行个体医学隔离的场所，对所有存在被感染病毒风险的人员，进行个体性质的集中隔离。征用私人财产是有法律根据，但是也应当有更细致的限制规则，以及全局性的政策考量。至于说那些密切接触者，则是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各种措施越是要经受住历史的检验。但是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本来仅仅是普通肺炎的人，或者是没有任何疾病的密切接触者，但在被强制送进隔离区又没有单独隔离后，却面临着可能被他人传染上新冠肺炎甚至无法治愈身亡的重大危险。

我个人思考尚不成熟，但事关重大，需要充分的公共讨论，不揣简陋提出来。《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0号）更加明确，对全市经发热门诊诊断有肺炎症状的发热病人和新型肺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

此类资产的功能丧失和价值减损，是对个人和企业财产不可逆的伤害，而且，国家也难以做出合理补偿。它之所以能被正当化，是因为在利益权衡时，一边是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另一边是少数人的人身移动自由，比较之下，生命安全的利益要大于人身自由的利益。

车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无法明确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能的发热患者必须实行集中隔离观察。隔离措施对防治疫情的整体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单独隔离，是要做到处在隔离区里的每个人，相互之间也是隔离的。

但是，一个本来只是普通肺炎的发烧者，被强制关入隔离区后感染，对这样的情形，难道是要称之为一种为了隔离区外大多数人的安全而牺牲小我的英雄壮举吗？ 这恐怕只能说是一个多数人暴政下的悲剧。这就是没有单独隔离的集中隔离。

从一个法律人的理智来看，其中恐有不少疑问。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和隔离场所必须分开，有效防止交叉感染。

上述建议背后的更深层考虑，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形势和营商环境。同日，政府发布了《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0号），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暂行办法》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强隔离观察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在前期定点隔离和居家隔离基础上，对全市经发热门诊诊断有肺炎症状的发热病人和新型肺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由各区安排车辆分别送至区集中隔离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治疗或采取其它预防措施。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夸张点说，看到这种治理思路，会不会让人想起已经被废除的收容审查制度——那是公安机关限制流窜的犯罪嫌疑分子人身自由进行集中审查——现在是限制流窜的可能（或大或小）的潜在新冠肺炎者的人身自由而进行集中隔离？ 抗击新冠肺炎，的确应当万众一心，但能不能为了防治效果和整体利益，越过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红线，突破法律的授权，强制性地限制和剥夺某一类人群的人身自由？这里的法律问题，不应当被漠视。……疑似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必须实行集中隔离。因此，目前这种将隔离对象由疑似病人扩大到普通肺炎的发烧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也可以说，将疑似病人的范围无根据地、急剧地扩大化）的做法，值得警惕。

这种拷问，不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也无助于疫情缓解，但却是在维系一个社会共同体不走向瓦解和崩溃的基本价值。具体隔离观察时间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患者应当予以配合。

这类人群可不是通常所说的疑似病人。因为就算隔离区里的人都被感染，相对于隔离区外的社会来说，也只是少数人。

纪要表示，无法明确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能的发热患者必须实行集中隔离观察一方面，司法案件受理与结案量大幅度持续增长。